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有了新视角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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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引题）

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有了新视角新资料（主题）

中国文化报记者 李佳霖

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在北京召开。在论坛上，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入选。

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一处集古人类、古动物和石制品于一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保存了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2001年6月，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021年、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构成的多学科考古团队制定了科学周密的工作方案，采用最新的田野考古规程和前沿科技手段，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研究。

在遗址发掘出土了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遗址核心B区出土的石制品大多为搬入砾石，有少部分经过简单打制加工。出土的动物化石呈杂乱块状或条带状聚集分布。经初步观察，动物种类有猴、虎、犀牛、野猪、牛等。

1989年，该遗址发现了“郧县人”1号头骨。该阶段发掘发现了“郧县人”3号头骨。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证据。

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是近年来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该遗址于2004年发现，2015年至2018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等800余件。

该遗址出土的遗存，无论从房址结构，还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体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是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定居村落。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技术都非常成熟。遗址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展现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方式到群体栖居方式的发展转变。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两种石器技术体系，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陶器压印的纹饰如“之”字纹、网格纹等，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遗址出土遗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全新视角。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于1957年调查发现，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021年、2022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展开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确认南佐遗址是一处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

该阶段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由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发现了年代最早、布局最严整的“宫城”；发现了5000年前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宫城”内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高等级陶器；发现了数百万粒炭化稻米，这在黄土高原地区前所未见。南佐遗址的发现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陇东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南佐“古国”是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这对于客观认识黄土高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21年8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掘。截至2022年11月，发现围沟、祭祀坑、墓葬、房址等遗迹。

通过两年的工作，确认王陵区东、西围沟各自闭合，并有缺口可出入。两条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综合多重证据可知，两条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殷墟王陵区陵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这些发现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2021年、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简牍、封泥等遗物2000多件，还出土大量筒瓦等建设材料。

遗址出土的封泥共计837枚，主要为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等，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中的20个县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等。另外还有少量无字封泥及道教封泥。出土带字简牍残片1000余枚，不带字的简牍残片近万枚。其中，带字简牍中释读出“滇池以亭行”“建伶”等文字，应是公文文书。遗址相关封泥和简牍等文书资料的发现，说明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对边疆云南地区开始了有效的行政管辖。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构建起滇池盆地商周至秦汉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展现了该区域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过程。

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2021年至2022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揭露了包括两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并在窑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考古发掘的价值重大。发现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该窑主要生产精细白瓷，胎白质坚，釉白温润，透光性强；工艺采撷两宋南、北各窑之精华，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文化面貌与审美迥异于当时南、北各窑。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对于探索两宋时期我国制瓷业的交流与发展意义重大。发现了保存好、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而且在窑址区发现瓷土、石英、燃料等资源， 这在我国陶瓷考古上尚属首次。

该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等遗址出土的细白瓷一致，而且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性质。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