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浪鼓咚咚响》“素颜”出圈 小人物故事搭载素人演员和方言是爆款密码?
原标题:《拨浪鼓咚咚响》“素颜”出圈(主题)
小人物故事搭载素人演员和方言是爆款密码?(副题)
【资料图】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电影《拨浪鼓咚咚响》正在全国路演,7日晚来到南京幸福蓝海影城荔枝广场店。概括来说,这是一部跟土地、相遇和治愈有关的故事,主角指甲缝里的黑泥、孩子亮晶晶的鼻涕,以及被寒风吹得皲裂的高原红脸蛋等,都呈现出难得一见的“真实”。
近年来,不少方言电影以当地为背景,讲述小人物故事,再启用素人演员,佳作频现。比如,以河北农村为背景的《平原上的夏洛克》,讲述两个农民有勇有谋的“土法破案”,豆瓣7.8分;再比如,以杭州富春江畔四个家庭为背景的《春江水暖》,豆瓣7.3分。它们为啥能“出圈”?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拨浪鼓咚咚响》在2020年入围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在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奖项,还被列入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展映名单。
该片由著名编剧芦苇监制,青年导演白志强执导,讲述货车司机苟仁和留守儿童毛豆“不是冤家不聚头”,踏上为毛豆寻父之旅,并渐渐情同父子。
这对“半路父子”,一个是找希望的人,一个是绝望的人,在途中上演一幕幕幽默、苦涩而感人的公路轻喜剧,同时,像电影的英文名那样,两人的情感也走向“如父如子”,真挚又纯粹。
不少观众从中看到了北野武《菊次郎的夏天》、是枝裕和《小偷家族》等温情治愈类电影的影子,淡淡的感觉,但又直击人心。
电影被称为“素颜电影”,毫无修饰的粗粝感,从大银幕上真实地砸向观众:胡子拉碴的陕北糙汉,说着陌生的方言,孩子们玩摔炮,热闹的庙会,报数的计算器,黄土高坡上空荡荡的盘山公路,工人们依靠小货车买生活用品,缝在棉服里的百元大钞……
路演途中,有观众感慨表示,电影展示了毫无滤镜的陕北乡村风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用这句话来形容《拨浪鼓咚咚响》也很贴切。
还有网友评论:“故事里,没有猎奇的视角,两个小人物在现实的放大镜下把喜忧苦乐真实地表露出来。这些小人物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我们是‘主旋律’。也许这趟旅途中会有苦涩和刺痛,但绽放在夜空中的烟花会点亮我们内心深处的角落。”
素人演员,能带来什么奇妙的大银幕反应
该片采用“全素人”演员阵容,留守儿童毛豆的扮演者白泽泽,是从故事发生地陕西清涧县解家沟镇的孩子中“海选”出来的,货车司机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则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两位素人演员身上自有的生活气息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专访时,白泽泽告诉记者,2018年底的腊月拍的这部电影,那会自己8岁上三年级,整个寒假都在剧组,前后差不多两个月,全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所以才会有大银幕上的冻鼻涕和脸上高原红这些画面。
有趣的是,这段经历他后来还写到了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里,拿到了43分(满分50分),老师点评“情真意切”。惠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数度哽咽,他坦言,导演白志强是自己的发小,电影拍摄前自己正在人生低谷,状态跟苟仁很像。
“导演是那种阳光文艺青年,常常照亮我,他约我去聊故事,聊完希望我演男主角。”惠王军直言,当时很蒙圈,但导演一直鼓励自己,“他跟我说,要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于是惠王军继续一边跑出租,一边留起了头发和胡子,每个月向导演报告长度,“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人物的粗糙质感”,到第三个月,就进组拍摄了。
电影路演以来,很多观众在互动中表示,不相信惠王军是素人,因为演活了糙汉子的各种维度,包括丧子之痛,维系艰难生活之艰辛,一路寻仇的坚定,与“半路儿子”毛豆,从讨厌,到接纳,并产生亲情,情感递进处理得很到位。
“我本来就很喜欢看电影,中外的都看。而且日常跑出租车,见识人生百态,也熟悉各种情绪。这次演电影我不仅特别享受,也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惠王军为了保持入戏,进组后就上交了手机。
如今白泽泽和惠王军都签约了影业公司,接演了不少影视剧,包括《我和我的家乡》《外太空的莫扎特》《凡人英雄》《龙岭迷窟》等大制作。惠王军表示,他会坚持开出租车,继续积累更多生活体验,要更有底气地进入下一部戏。
对话导演白志强
记者:您之前是纪录片导演,这是您的首部剧情长片,拿奖无数,“飘”过吗?
导演:其实,获奖时刚好是我的人生最低谷,那会电影还没找到赞助,负债几百万。整个人都有些抑郁。
记者:对,电影里不少场景能感受到您的怨念。有一辆卡车身上印着“电影广告招商”字样,有个欠钱工头的名字叫白志强。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大多很辛苦,您具体是怎样的?
导演:四处碰壁,我们团队跑了两百多个广告商,都没拉来赞助。
他们都很直接,说我们电影没有大银幕的感觉,也没有网感,还没有明星演员,土得掉渣。
其实,你刚才也看到我们电影结尾的花絮了,像里面那场烟花戏非常重要。在农村,小孩特别渴望坐在父亲的肩膀上,一个强大的男性是他们安全的后盾,所以从视觉上,这一个特别美好的场景,也代表着他们俩已经成为父子了。但是我们的道具烟花放完后,剧组老师说,账上只有七块钱了,连加油都不够。怎么办?我们就蹭当地庙会的烟花,他们是一口气放完的,稍显多了一些,但我们没钱重拍,只好这样了。这种苦兮兮的例子还有很多。
记者:这段烟火确实是点睛之笔,触摸到了人物的内心温度。那剧组从只剩7块钱,到获得很多奖,这个期间,您是咋走过来的?
导演:我那会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下面5年干其他活,来补这个窟窿。后来,我们不抱啥希望地往一些电影节投片子,没想到火了,在FIRST影展还被加场了。
这种从底端反弹到高空的感觉,真的像坐过山车,天天感觉自己在做梦,反反复复不相信白日梦就这样实现了。后来还有大单位投资了我们工作室,各方面都有了保障,整个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当时的脑海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很理智,从人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平凡的时刻,不要太在意它,要继续拍作品,用作品说话。另一个声音是那种强烈地骄傲和开心。因为被投了很多钱,又有一种虚空的感觉,要抓住又怕抓不住那种。
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我才回到拍《拨浪鼓咚咚响》的状态,理解了郑大圣导演那句话,“拍电影就是找朋友,找到理解自己的朋友”。我很幸运,找到了朋友。就是这样。
记者:《拨浪鼓咚咚响》关注留守儿童,故事灵感来自哪里?
导演:拍摄纪录片《边走边唱》时,在一所学校留宿,发现这里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其中有一个孩子跑出去找爸爸被村长拽了回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烟花。那时就埋下了种子。
记者:这些年,不少青年导演的处女作,都以他们的家乡为背景,用素人演员讲小人物的故事,基本都取得了成功,比如,以河北农村为背景的《平原上的夏洛克》,杭州的《春江水暖》。您认为共同点是什么呢?
导演: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拿我们陕北来说,常常有一些外面的导演,来拍我们大山的故事,最后拍出一个“看上去是我们”的电影,而我就是从陕北大山出来的,离开过大山,现在又回头看大山,也许还带着乡愁,但我离他们更近,我也更了解他们。我想,其他地方的青年导演大概也是这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