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研读30年细品张爱玲

原标题：“出名要趁早”的她晚年作品欠佳？（引题）

复旦教授研读30年细品张爱玲（主题）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吴雨珂

(资料图片)

“出名要趁早”，张爱玲这句话深入人心。她自己的确做到了——年纪轻轻就靠写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走红上海滩，《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流言》等精品之作备受文坛称赞。

不过，年少成名也容易给不少人一个印象：张爱玲晚年作品质量不如早期，从而造成对其晚年作品的轻视。所以近些年来关于张爱玲的作品阐释虽不鲜见，但重点研究她晚年作品风格的殊为罕见。

复旦教授剖析张爱玲晚期风格

陈建华是上海人，张爱玲的同乡，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现在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他致力于张爱玲研究30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较为关切容易被忽视的张爱玲晚期风格阐述，着重剖析张爱玲移居洛杉矶之后的二十余年里那种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书写。

2022年11月，陈建华集中探讨张爱玲晚年生活及“晚期风格”的研究著作《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从《传奇》到《小团圆》，从谈塞尚到《恶之花》，陈建华从我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两个系谱出发，对张爱玲晚期写作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美学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探讨，系统地揭示张爱玲晚期写作的“现代性”与“先锋性”特征。

陈建华对张爱玲的分析角度新颖，观点独到、剖析细腻，得到学者李欧梵、陈子善，作家金宇澄的一致推荐。研究张爱玲很有心得的人文学者李欧梵，很欣赏《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这部作品，认为这是一本研究张爱玲晚期作品的重量级著作，令“张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多年研究张爱玲，成果甚丰，是资深“张迷”。他也很认可陈建华对张爱玲的研究，“陈建华教授以研究周瘦鹃和茅盾而享誉海内外学界。这本书表明他在‘张学’研究上也独领风骚。”

张爱玲怎么做到“华丽苍凉”？

提到张爱玲，人们总会提到“华丽苍凉”这个词。但到底她是怎么表现“华丽苍凉”的，很多人并不很清楚。带着这个问题，陈建华研究发现，张爱玲的写作尊崇真实，徘徊于写实与超现实之间，既从我国古老记忆中汲取含蓄的诗学传统，也从西方现代主义中师法叙事手法，最终形成对现代精神的中式理解，以及其华丽为表、苍凉为里的书写方式。陈建华还指出，在二十世纪文学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中，张爱玲扮演了多重角色，所谓“文本”也产生多重含义——不单包括她的作品，也包括她的行事，或许尤为奇特的——包括她的沉默。

此外，作者还具体分析了张爱玲“晚期风格”特有的质地——金石风格，诸如时空交叠、穿插藏闪、人物造型、戏剧性情节、诗性语言、电影典故、震惊效果等。尤其是《小团圆》这部索隐体自传小说介于真实与虚构、具象与抽象之间。相对于作者早期错金镂彩、镜花水月的抒情风格，创造出一种开阔而深邃、清澈而硬朗的晚期风格。这是一种记忆书写的超前实践，一个富于中国“含蓄”美学的现代主义先锋文本。

罗生门式书写“自己的故事”

张爱玲55岁时写下《小团圆》，几十年后被其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发掘并首度出版，以其大胆的自我坦露风格，震动读者。在陈建华研究看来，《小团圆》极具先锋性与现代性，是张爱玲晚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突破。

陈建华认为，在《小团圆》的写作过程中，张爱玲不懈探寻内心的“真实”，她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处理和清算那些“咬啮性的回忆”，可以视作张爱玲的自传性作品。《私语》和《烬余录》是张爱玲最早的自传性作品，《流言》里另有一篇《自己的文章》，说她所尊奉的写作方法是“差参的对照”，借以表现复杂的人生。在《小团圆》中她用“罗生门那样的角度”来讲故事，以变幻无常的视点编缀记忆的碎片，这种新的叙事方式有时显得扑朔迷离，给阅读带来困难。

《张爱玲私语录》中两段话：“我倒情愿中年，尤其是early middle age［中年初期］(中国人算来是三十前后，外国人算起来迟得多，一直到五十几岁)人渐渐成熟，内心有一种Peace［宁静］，是以前所不知道的。”陈建华写道，张爱玲历尽沧桑，中年以后仍然流离颠沛，要获得内心的宁静，须有看透世事的睿智和坚强的意志。张爱玲又说：“人年纪大了，就懂得跟许多不快的回忆(咬啮性的回忆)过活，而不致令平静的心境受太大干扰。”看来这“平静”来之不易，她内向而孤僻，自知不能摆脱梦魇般回忆，不得不学会与之和平共处而获得“平静”。她55岁写《小团圆》，所处理的正是“咬啮性的回忆”。

在《小团圆》中清算自己

《小团圆》小说以一个新旧交杂时代的乱世佳人为主体，主要围绕她与母亲、恋人的关系，以敏锐观察与自我审视描绘了她在没落贵族之家的感情成长史。作者以反叛的姿态揭示了家族中不堪的腐朽，以及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甚至对母亲与自我的剖露均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而在她与风流才子的爱情遭遇中袒露其热狂与幻灭，在对复杂人性与自身软弱的省察中最终走向现代女性的自主之途。

陈建华借助近些年陆续整理出版的张爱玲遗作及大量书信和研究资料(比如张爱玲写给友人宋淇的书信集)，对张爱玲后半生际遇和“晚期风格”作了一次整体性考察。除了《小团圆》，陈建华还分析了《对照记》以及张爱玲对《红楼梦》《海上花》的翻译与研究，试图在张爱玲各种文本的互文关联中理清头绪：《小团圆》跟她“含蓄的中式写实小说传统”有何关系？她为《红楼梦》《海上花》费心竭力难道是浪掷时光？怎么看其晚期那些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

陈建华在书中指出，《小团圆》对张爱玲来说，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极大的挑战。她自言“酝酿得实在太久了”。她在1975年10月16日致宋淇的信中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这说明《小团圆》的“酝酿”可谓旷日持久。张爱玲又在同年7月18日的信中说：“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完全不能用。现在写了一半。这篇没有碍语。”此前已有成稿，却觉得“完全不能用”而另起炉灶。所谓“没有碍语”是说原稿还有所顾忌，现在完全放开了，可见“酝酿”的曲折过程。

陈建华注意到，张爱玲在1971年6月即将移居洛杉矶之际与水晶的访谈中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引自水晶《蝉——夜访张爱玲》)陈子善认为：“这段话或可看作更全面地理解《小团圆》的一把钥匙。”

在《小团圆》写作期间，张爱玲不断给友人宋淇写信。在陈建华看来，各封信虽是寥寥数语，却道及这部小说的形成过程。如谈到写《小团圆》起因于胡兰成，“但是这篇小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又说：“《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 of shocks(充满震惊)，是个爱情故事，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里面对胡兰成的憎也没有像后来那样。”说明张爱玲摆脱了与胡兰成之间的爱怨情仇，更多写到她和母亲及姑姑的关系，不啻她的感情成长史和家族史。又如：“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露的好。”事实上小说里张爱玲对自己与他人的“揭露”的“不客气”程度完全超乎读者想象，彻底颠覆了她的既有形象。

《小团圆》“写得非常快”，可说是一气呵成。张爱玲计划一完稿即同时连载，但在宋淇夫妇的劝告下未能兑现，被“雪藏”了33年之后方才面世。陈建华提到，显然张爱玲在写作中不曾考虑小说的社会效应——诸如被胡兰成之流利用或自毁形象而遭到攻击等，当然会影响到皇冠与她的经济利益。然而为什么答应修改却始终未竟？为什么说要“销毁却恋恋不舍且表示要和《对照记》一起面世？“这些至今成谜，但有一点可确定：她当初如此专注于创作而未曾考虑到复杂的接受环境。或者说对她而言写《小团圆》含有回到自身与文学的双重意涵，它在‘认识自己’的意义上臻至‘白茫茫一片’的彻悟境界，替文学一次性清偿了债务。”陈建华说。

对于《小团圆》内容是否就是现实中真人真事，陈建华认为，从张爱玲与宋淇夫妇、夏志清等人的私聊可见，它无疑是一本自传，但采用小说写法，套用曾朴的《孽海花》，给每个人物使用化名。学者们对《小团圆》中的众多人名作了考索，指认盛九莉即张爱玲、邵之雍即胡兰成、卞蕊秋即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盛乃德即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盛楚娣即她的姑姑张茂渊等，几乎无一不爽——颇如张爱玲自己从《孽海花》中读出她祖父母的浪漫传奇而深信不疑一样。夏志清建议她写祖父母与母亲的事，成为写《小团圆》的重要缘起。

张爱玲曾说：“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这么说《小团圆》具有高度真实性，可当作自传看，但另一方面毕竟是小说，在张爱玲与盛九莉之间隔着层层厚薄不一的面纱，因此对书中所述的真实程度仍须抱一种审慎态度。“我想最好把这部小说看作记忆之书、欲望之书。”陈建华说。